大千世界與微塵：國際關系中的個體視角——對話國際政治學者宋新寧教授
宋新寧教授，現就職于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他曾擔任比利時荷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2016-2019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2000-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1994-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副主任（1988-2000年）。宋新寧教授于2010年被歐洲聯盟委員會授予“讓·莫內終身特聘教授”。主要論著有《歐洲聯盟與歐洲一體化》《國際政治學概論》《國際政治經濟學概論》《走向21世紀的中國與歐洲》《國際政治經濟與中國對外關系》等。
國際關系，是研究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現象的學科，聽起來離我們很遙遠，屬于宏觀的范疇。但是再宏大的敘事都是由無數個體構成的，再高層面的政策也會輻射到無數個體的生活。我們作為渺小的個體，如何去理解國際關系對個體的影響？本期洞見欄目采訪了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資深專家學者宋新寧教授，和我們分享他的經歷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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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記者：
國際政治經濟學很多時候在討論宏觀層面的理論，比如重商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者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之間的互動以及國家政治和經濟權勢的轉換，等等。有些人可能覺得這些宏大敘事離個體太遙遠，請問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宋教授：
其實，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每一種理論，都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時代，代表著某個階級或階層的利益或追求。例如，重商主義出自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代表商業資本利益的學說，強調國家中心論、權力中心論、政治中心論，主張政治決定經濟。古典自由主義是工業資本利益的代表，是19世紀工業革命的產物，強調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的主導作用，主張的是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則反映了世界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特性，強調的是政治和經濟的相互作用，以及金融壟斷資本對世界的統治。
所有這些理論要探討的核心問題，都是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的核心命題，也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切身感受到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要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下，解決這個問題，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
過去，人們往往把政治和經濟分離開來。國際政治學者，關注的是國家的權力、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問題；國際經濟學者，主要的注意力在市場的運作，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恰恰是日常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告訴我們，兩者是無法分離的，是相互作用的。例如，中美之間的貿易糾紛，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產品加收關稅，其基本的動因還是國內政治和中美之間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博弈。這也是全球政治經濟學或國際政治經濟學能夠如此流行的重要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那些宏大的理論，其實與我們是十分貼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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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新寧教授在課堂上。?陳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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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記者：
現在網絡信息發達，網絡上對國際事件的評論中時常出現對他國行為較為激進的抨擊，讓人感到民族主義盛行。我們好像很難向激進的民族主義者解釋，什么是客觀分析，什么是合作，什么是大國行事的底層邏輯。作為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您如何看待在當今社會以及輿論場范圍內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思潮？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術界人士如何在這種輿論環境和文化氛圍內用客觀公正的學術分析來提升這一領域的認知水平呢？
宋教授：
應該說，這種狀況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廣泛存在的，這也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一種表現。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世界成為一種全球化的信息網絡，幾乎所有的人，打開手機，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個角落發生的事情。問題在于，全球化的信息網絡特別是社交媒體的發展，給人們提供的并不完全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人們很難辨識新聞和事件的真假，即便是學者們嚴肅、認真、客觀的分析，也不被公眾完全接受，而那些嘩眾取寵、吸人眼球、追求流量的“分析”和“評論”反因為更能迎合大眾的某種需求而受到歡迎。這是當今世界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和舉止盛行的原因之一。這種狀況也導致了很多嚴肅的學者不愿意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擔心被斷章取義和惡意消費。
與此同時，我們也還應該看到，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仍然在持續地進行，并沒有中斷，而且成果頗豐。我們可以從嚴肅的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大量論文和出版的各種學術著作中看出來。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經濟的研究還是大有作為的。
當然，我們要將基礎研究和政策或時政研究區分開來。前者是對理論、歷史、哲學及其他領域的基本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有時會讓人感到有些枯燥無味，甚至是脫離現實。后者則是基于現實情勢和某些人群和機構的特定需要而進行的政策或對策研究，以及對某些特定情勢的分析和評論。這種對策性和時評式的研究，最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更容易被“炒作”，成為社交媒體的熱點和持不同觀點人們爭執的焦點。就如最近的俄烏沖突和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臺灣，給社交媒體帶來的“互掐”一樣。
面對這種狀況，學者的定力至關重要。特別是我們這些在大學任教的人，基礎理論是我們要教授的最主要內容，沒有基礎理論和必要的研究方法，人們就無法對時政進行客觀公正和深入的分析。當然我們對時政的關注也是必要的，畢竟大學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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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記者：
我們在看國際關系相關理論方面的書籍時，往往會看到作者對一些學者的觀點先進行總結，再進行批判，從而提出新的現象或見解。因此，很多時候一個問題就會有很多種答案，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解釋。面對深奧的國際關系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判斷或獲取信息，從而對某一問題或者現象產生自己的理解呢？
宋教授：
如前所述，研究國際關系和全球政治經濟，基礎理論和方法是最為重要的，而基礎理論和方法的發展演進，總是在前人的學術積累基礎上的。所以我們對同學的首要建議，就是多讀書。但是，多讀書并不是死讀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校訓為“博文約禮”。知識深廣謂之博文，遵守禮儀謂之約禮。學校的重要目標，就是培養新一代具有跨學科綜合知識、批判思維能力和國際視野的創新型人才。所有這些，都需要對古今中外知識融會貫通，都需要不斷地閱讀，在閱讀的基礎上獲得批判性認知。
社會科學的研究，往往有兩種偏好。一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似乎越是別人看不懂，就越表明你有學問。二是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看似沒有多高深，實際包含著深刻的哲理，又通俗易懂。后者應該是我們這些教書匠所應有的能力，使初學者能夠很快理解那些高深的理論知識；這也是初學者所要努力掌握的一種技能，從高深的理論中把握清晰的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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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記者：
怎么看待國人對別國公眾人物的過度崇拜現象？比如B站上會剪輯普京的顏向視頻，評論都在贊嘆他的相貌；也有把赫魯曉夫褒義地稱作“玉米夢想家”，而罔顧其指令錯誤導致資源浪費的事實。在了解一位政治家時，人們似乎很容易被他們的某一種突出特質吸引，從而產生一些片面的印象。您覺得這是政治家刻意塑造或引導的公眾形象嗎？還是公眾這方面素養欠缺的問題？您如何看待大眾的這種態度？
宋教授：
對他人他國的過度崇拜有兩個方面，一是對人，或對政治家；二是對外，特別是對西方。對他國政治家的過度崇拜，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英雄崇拜是自古就有的一種世界范圍內的共同文化現象。中世紀以來，人們對英雄的崇拜是和對神（上帝）的崇拜結合在一起的。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們對兩者都產生了質疑，特別是在西方選舉政治的語境內，沒有什么政治人物是值得崇拜的，英雄崇拜陷入了一種缺失或畸形的狀態。被人們崇拜的政治人物，或是其特有的喜好，如普京的健壯身軀和尚武特質；或是其異于常人的風格，如特朗普的偏執怪癖都成為某些人崇拜的對象。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反而成了人們嘲笑的對象。人們不禁要問，這是政治家刻意塑造或引導的一種公眾形象嗎？在我看來，這更像是在英雄缺失的互聯網時代，公眾對政治家的一種不經意的塑造。也許，這就是現代社會或后現代社會的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吧。
另外一種崇拜是對西方社會或西方文明的崇拜，盡管人們對什么是西方文明仍存在爭議。而且，這是落后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從中國的歷史發展來看，放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師之長技以制夷，是為了擺脫中國落后挨打的狀態，謀求中國的民族振興。但是對很多居于世界“中心-外圍”結構中的外圍的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依靠西方（特別是前宗主國），向西方靠攏，似乎是改善其現有地位的唯一途徑。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經歷了一個向西方“再學習”和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國與很多發展中國家或轉型國家（如蘇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拒絕“全盤西化”，一直在探尋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獨特的發展道路，而且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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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記者：
我們常常理想化地認為，如果學術可以和政治立場分開就好了。但在國際關系領域似乎不太可能實現。您認為做國際關系研究的出發點應該是愛國，為自己國家爭取利益，還是應該站在一個更高的維度，以國際化的整體為基點去考慮呢？
宋教授：
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馬克斯·韋伯在100多年前，就寫了《學術與政治》的小冊子，收錄的是他在1919年膾炙人口的兩篇講演：《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他在文中提出，“學術生涯是一場魯莽的賭博”，不僅是因為它可能得不到支持，而且不可避免地要與政治，即政治立場掛鉤。從事學術生涯的主要包括學者和教師，前者不可避免地與政治緊密相關，因為任何的學術研究都離不開基本的立場和價值判斷，國際問題研究更是如此。教師生涯則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教學過程中要盡量保持價值中立，給學生傳授和介紹更全面、客觀、中立的理論知識；另一方面，對于任何知識的評介，不可能不帶有自身的價值判斷。”
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說法，以政治為業的有兩種人，一是“為政治而生存”的，二是“靠政治生存”的，前者可謂革命家，后者可謂政治家。其實學術也一樣，為學術而生，還是靠學術而生，大多數人可能是后者。但是作為學者，總要有其最基本的操守，即以學術為本。其實，只有真正以學術為本了，學術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才是良性的，就不會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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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記者：
聽說您曾經因為拒絕一名美國外交官“與美國情報部門合作”的要求，而遭申根26國禁止入境。這屬于我們在課上提到的“對個人的制裁”嗎？這樣的政治事件會影響到您在學界的發展嗎？您如何看待這件事？
宋教授：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奇遇。我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在英國從事研究時開始對歐洲一體化感興趣的，1992年第一次訪問歐洲大陸，此后就與歐洲結下了不解之緣。1994年開始，我擔任了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被歐洲聯盟委員會授予“讓·莫內講席教授”（Jean Monnet Chair）,2010年又獲得歐盟委員會授予的“讓·莫內終身講席”（Jean Monnet Chair ad personam）。
從2016年4月起，我擔任了比利時荷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UB）孔子學院的中方院長和VUB法學院、政治學系的客座教授，在比利時一直工作到2019年7月底。VUB的孔子學院是與中國人民大學和四川大學合作的，可以說是全球學術上最活躍的一個孔子學院。在我擔任中方院長期間，先后組織了50多場專注于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學術活動（講座、論壇、學術研討會等等），有6000多人次的歐洲人士參加，受到在布魯塞爾各界人士的好評，當然也遭到諸多非議，被認為是在“系統地給歐洲人洗腦”。
2019年4月我的任期屆滿，但是接替我的中方院長未能按時到任，所以我申請延期居留到7月底。但是，比利時移民局一直沒有批準我的申請。在我準備按預定時間回國前，比利時移民局于7月中旬做出拒絕我延期至7月31日的居留申請的決定，并且直到7月30日（而且是在我催促下）才將決定送達我手中。比利時政府拒絕我延長居留的理由是，我幫助中國政府在比利時進行間諜活動，從而構成對比利時國家安全的威脅。我在7月31日按期離境時，在布魯塞爾國際機場又受到比利時政府有關人員的盤問，在邊境檢查的“小黑屋”（沒有窗戶的地下室房間）滯留了40多分鐘。
離任回國后，我按照原計劃繼續組織在布魯塞爾的相關學術活動，計劃于2019年9月底和比利時皇家國際關系研究所共同在布魯塞爾舉辦大型的國際研討會。9月5日，我順利地獲得了奧地利駐中國大使館簽發的申根簽證，并計劃于9月25日凌晨赴芬蘭、奧地利、比利時訪問。9月11日，比利時政府頒發了對我的旅行禁令，決定聲稱，鑒于我幫助中國政府在比利時進行間諜活動，危害了比利時國家安全，故禁止我在未來的八年內進入申根國家。該決定直到9月24日才送達我手中，使我不得不取消了赴歐洲的行程。我在2019年10月初，委托在比利時的律師向比利時法院提出了上訴。2020年3月初，比利時法院做出判決：比利時政府頒布的旅行禁令屬“違法”，并且沒有向法庭提供任何宋新寧在比利時行為的具體信息，故該禁令自即日起取消。
從上述事件的過程可以看出，比利時政府對我進行的是無端指責，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其行為本身也違法。從理論上講，我現在是可以正常申請簽證赴申根國家旅行的。這件事，看起來是針對我個人的，因為我在比利時的幾年，學術上過于活躍，引起一些人的不滿。但是也不完全是因為我個人，在多年前，比利時的一些人就一直在炒作所謂的中國留學生都是中國政府間諜的謊言。就在我2019年7月離任回國后，比利時媒體也還在炒作所謂所有在布魯塞爾的中國人都是間諜，人數超過俄羅斯的間諜的新聞。毫無疑問，這里也有美國的影子，因為我拒絕與美國情報機構合作，而對我進行“懲罰”。
這段經歷，是我學術生涯中一個很有意思的插曲，它也使我認識到很多過去所沒有認知的事情。看來，生活有時候真像某些小說里描繪的那樣，豐富多彩，無奇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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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記者：
請問您如何看待我校為本科生開放的Global Studies專業輔修，對修讀的同學們有什么建議嗎？
宋教授：
從2021年開始，人文社科學院為本科生開放了全球研究的專業輔修，這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基本辦學宗旨是吻合的。這就是“以創建一所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學為己任，致力于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中華傳統和社會擔當的創新型高層次人才”。
全球研究作為一個跨學科的專業領域，目的就是要培養能夠貫通中西、立足中國、胸懷全球的創新型人才。如果說有什么建議，首先還是“讀書、讀書、讀書”，中文的、外文的、古典的、現代的，都要讀，在書海中了解歷史、讀懂前人、理解當代。
其次，恰如我們在前面講到的，要善于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我們當前所處的是一個快節奏的網絡時代，絕大多數的學術表達，都要在10-15分鐘內完成。如何用最短的時間，以最簡潔的語言，實現與他人有一定深度的溝通，是現今不可缺少的技能。
第三，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網絡時代，利用各種機會和方法，盡可能多地去了解和認知這個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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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來自《神仙湖畔》第七期
記者：顧紫璇 2020級?經管學院?祥波書院
編輯：李佳陽 CPRO
攝影：陳鳴 C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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